私人调查与侦查的异质性

所谓异质性，即不同类别事物在本质上的相异、互相甄别之特性。尽管私人刑事调查与侦查广义层面均属刑事案件调查行为，其同质性或共性非常明显，但彼此大相径庭之处亦比比皆是。

首先是在基本性质上，私人刑事调查和侦查存有着明显区别。所谓“恺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西谚)，私人刑事调査乃一种私家侦探、律师、被害人、被追诉人等普通私个体自发行使的私人调查权，侦查则是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法定机关凭借国家赋予的公权力实施之侦查权。虽然它们二者广义概念范畴下都属于为查明事物客观真实情况产生的调查权，但私人调查权更多是秉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之私力救济理念和朴素社会正义操守而出现的私个体权利，即一类权利型调查。它多强调依靠市民社会普通私个体自身权利发动“草根智慧”灵活迁回开展证据追查、收集及具体运用、取舍工作;侦查权则是政治国家为了维持社会治安秩序和整体公共利益，实现对全社会的有效控制而诞生的一项国家基本职能职权，即一种权力型调查。它主要强调凭借国家专政机器之强大公权力按法定程式来进行各类证据追查、收集及具体运用、腾挪取舍活动，这同私人刑事调查相去甚远。

其次是在实施主体上，私人刑事调查与侦查亦存有显著异质性。私人刑事调查的实施主体均为不享有国家公权力的普通私个体如私家侦探、律师被害人、被追诉人等等，侦查的实施主体则是拥有侦查权这种国家公权力的法定机关。前者乃基于私权利进行的权利型调查，由于“在竞争性环境中，要生存下去，就要有某些最起码的感受，即某些根本的东西应按照一个人自己的意志来保有和处理”,故任何普通私个体都有相应权利开展此类调查无论是以调查为谋生职业的私家侦探，或是为充分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被害人、为洗刷不白之冤的被追诉人等等概不例外，其实施主体非常广泛;后者则系仰仗国家公权力开展的权力型调查，众所周知，“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为防止公权力滥用并切实保障侦查活动顺利进行，现代文明国家大多对侦查的具体实施主体进行了明确规定，仅有公安机关等法定机关方能开展侦查，其实施主体范围相对要狭窄许多第三是在启用方式所占比重上，私人刑事调查与侦查也差别迥异。尽管从前述可知，私人刑事调查和侦查主要动用方式手段都涵盖了非强制性和强制性两部分，不过两类方式启用所占比重则有着天壤之别。私人刑事调查作为普通私个体自发开展的调查活动，因私个体调查方法实施起来相当简便灵活冻会的会国頡称家也很难着手-一展开严格管制，倘若其频繁采用窃听偷拍、查封扣押等严重违背当事人意志的强迫方式，既易伤及公民隐私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权，又可能触动国家公权力运作根基。故除非遭遇极其紧急严峻的情势逼仄，私人刑事调查一般而言均必须且只得启用非强制性方式;侦查与之则大相径庭，虽然现代侦查活动亦要求尽量启用非强制性的任意侦查手段，因为愈是动用强制力，“侵害被疑人及其他相关公民的人权的危险性就越大”,③但侦查毕竟仅有国家法定机关方可实施，其运作受到了严格限定，且基于捍卫公共安全、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之考虑，作为全体公民总代表的国家也有权适当限制或约束公民个人权利，故侦查中启用强制性方式的比重自然会远远高于私人刑事调查，诸如逮捕、拘留、扣押、搜查、冻结或监听等强制化侦查措施更是屡屡被人们茶余饭后所谈起。

第四是在直接目的上，私人刑事调查和侦查同样泾渭分明。虽然它们二者最终目的都是希望能顺利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与犯罪嫌疑人，进而以法院刑事审判的公权力运作模式来完成惩罚犯罪、维持社会公共安全的需要，但就直接目的来说，它们仍有较大差异。在私人刑事调查方面，其直接目的主要是追求实现一种私力救济，即当普通私个体断定正当利益诉求不能靠国家公权力法定运作方式取得正常态有效维护或这类公权力维护存在难于克服的主客观障碍时，转凭以私个体力量通过私下灵活调查取证来保卫各类合法权益:侦查则不然，侦查直接目的所刻意追求的仍为一种公力救济，毕竟侦查仅有国家法定机关方才有权行使，它之运作须完全遵照法律途径或固定程序逐次开展，即以暴力化的国家公权力通过法定渠道及方式维护受侵害的正当权益。雅科布斯也指出，“须设立一种暴力，由它至少排除那些在没有它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到的可能性中最坏的可能性，因此把由于遭遇其他个体而产生的危险降低到实际上可以接受的程度。"

第五是在运作范围上，私人刑事调查同侦查相差悬殊。前者作为私家侦探、律师、被害人等普通私个体以私权利开展的调查活动，因私权利之弱势性根本无法同强大的国家公权力相提并论，调查力量、配套条件和保障措施均非常孱弱，故在运作范围广度方面往往较褊狭，国家法律对其规定也相对较少。甚至有些悲观的学者据此认定,“私人与行政机关不同，他们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没有助手，也没有资金实力，更无强制力。……私人几乎不可能拿到证据。”此外在深度方面，因为私人刑事调查乃普通私个体实施，无论系受人之托的私家侦探和私下开展调查的律师，或者为保护自身权益的被害人、为洗刷冤屈减轻罪责自救的被追诉人以及进行公益刑事调查之私个体，往往都带有私力救济主观倾向而趋于片面搜集对已方有利或代表已方善恶喜好评断的证据。但侦査与此完全不同，一方面它凭借强大国家公权力和发达的国家专政机器为后盾，具备充裕雄厚之侦查力量、设备、配套条件及法律、政治、经济保障措施，其运作范围广度自然远非寻常私人刑事调查可比，也占据了刑事案件调查主导地位，国家立法更往往不吝篇幅作出了大量详尽规定; 另一方面侦查由于是国家法定机关开展的公力救济活动，并不沾有自身利益或自我感情色彩，其根本任务亦要求全面收集正反两面证据彻底查清案件真相和犯罪嫌疑人, 故在运作范围深度上也远超过私人刑事调查。第六是在具体程序上，私人刑事调查与侦查别无二致。从前述可知，私人刑事调查主要是基于私力救济方才开展的取证活动，而私力救济的明显特征即过程非程序化。 如此一来，肇始于私力救济之私人刑事调查同样会在具体程序中展示为对程序的淡漠或摈弃。毕竟当事人不通过或主要不凭借国家法定权力与渠道进行资料信息获取，那自然就比较随心所欲一针见血，也不太可能存在循规蹈矩之正式流程与模式(当然出于工作需要较完备的私家侦探机构自身仍会制定一些具体调查规则)，甚至为达目的时常会涌现出一些国家法定机关看起来离经叛道的灵活策略。譬如在部分典型制假案例内，因制假工厂守卫森严，为顺利获取相关证据，某些私家侦探便利用改造后放置有微型摄像头的玩具遥控飞机低空盘旋入工厂巧妙实施拍摄。有时为引开公司保安，还不惜在制假公司围墙附近用燃点较低的白磷制造小火灾吸引其注意力。但侦查则与此截然相左，它乃仰仗强大国家公权力开展的刑事案件调查活动，为防止公权力的滥用或过分扩张严重损害到普通公民基本人权，其具体运作必须始终遵循法律规定或侦查机关内部行为准则一丝不苟地进行，从而体现出侦查制度、侦查行为、侦查观念和侦查文化的全盘程序化与法定化。第七是在非法证据排除上，私人刑事调查与侦查往往严苛程度不一。虽然从广义来论，私人刑事调查和侦查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有违法现象给他人、国家、社会造成伤害均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具体到非法证据排除方面,⑤ 二者又有着较大区别，前者获取的资料信息被当做非法证据排除的概率要低于后者。这主要是因为私人刑事调查幕后大多无国家强大公权力运作，私权利本身滥用的可能性及造成的危害性均比较小，即便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只要不太严重，司法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上仍会多半持着更宽容灵活姿态认可其效力而不细究。 侦查却不然，它由于本身源自气场强劲的国家公权力，制约较少或太过宽容的话极易导致公权力被滥用损害人权。故对那些偏离法定程序实施侦查所获取之资料信息，为了有效捍卫公民宪法权利、保障司法程序纯洁性与公信力，正常情况下法治国家大多亦会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较严格地排斥其可采性。

最后是在受众(audience) 心理上，私人刑事调查与侦查也截然不同。就前者而言，因其本身系普通私个体以各类私人特别是诸多隐秘不公开于法无据的方式去查明案情和犯罪嫌疑人，故通常受众提及它时往往会油然产生-种神秘猎奇心理。无论是中外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侦探福尔摩斯、杜宾波洛、江户川柯南、霍桑等脍炙人口之形象或各大传媒隐晦不详的隐性采访报道及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私人调查事务小广告，都早已在人们心中深深打下了一种私人刑事调查神秘浪漫、危险晦暗、遁离俗世烟火又不乏个人英雄主义和传奇智慧的江湖孤胆英雄烙印。 那些身着黑色风衣头戴墨镜不苟言笑游走于法律边缘的沉稳男子，更一直是寻常都市红男绿女内心痴迷热捧的典型私人调查任象。不过侦查与此却迴然相异，尽管它因大多相关活动的隐秘化同样涂抹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但由于其背后存在强大的国家公权力支撑，无论是中外文艺影视作品或通常新闻报道及现实生活具体接触的案例，大都已给人们埋下了侦查人员庄重肃穆、雷厉风行之符号化印记，身着制服进行现场勘验、手持尖端设备秘密窃听、深入虎穴卧底潜伏等戏剧化侦查活动场景亦时常萦绕于人们脑海中。故而，虽然私人刑事调查和侦查在受众心理上均表征出ㄎ垕鼎定程度“当代英雄”的神秘特质,但其具体感觉又有着天渊之别。